记得第一次到附中报到那天，我们初100班的班主任邓定亚老师召集班上的学生开了一个简短的班会。然后，又要七、八个人留下来，说这是100班的第一届班委会。我的名字也在里面。我听了真是又紧张又兴奋，这说明我在这群全市择优录取的天之骄子中算是不错的。就在这第一次班委会上，我认识了李卫东。她话语不多，眼睛明亮清澈，身上有一种超出她年龄的成熟和从容。
        那时，我12岁，她11岁。
        以后常常有人，包括我们的中学同学，问我：“你和李卫东是不是青梅竹马？”我总是非常诚实地回答说：“是。我和她不但是青梅竹马，而且还是两小无猜。”因为在那个年代里，我的心思完全在学习上，倒不是因为我是多么的品行高洁，坐怀不乱，而是我在这方面发育很晚，中学几年从来就没有过少年维特之烦恼，远不如我当时的好友良种的早慧。
        到美国后碰上一些老美更加离谱，我刚说我和我太太十一、二岁就认识，心直口快的老美一脸惊讶：“我以前只是听说中国有包办婚姻，今天总算亲眼看见了！”我一开始还赶紧澄清，现在我也懒得解释了，反正不管白猫黑猫，抓住老鼠就是好猫。
        高中的时候我们又一同分到了103班。我仍然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、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，终日沉浸在数学的海洋里。到高二时，我们的团支书龚宇去了文科班. 班主任沈震湘老师找我谈话，告诉我她想要李卫东当团支书，我来当班长。我推辞说：“我根本就不是当班长的材料，我都不晓得当班长该干些什么。”沈老师说：“不要紧，听李卫东的就行了。”
        我不曾想到的是：“听李卫东的”成了我以后几十年的人生指南。
        “你该召集班会了”，“你该组织大家搞春游了”，“星期五你要发言，你的发言稿写好了吗？”我常常得到李卫东这样的指示，班上的工作我很少自己去想。她总是那样的细致, 那样的周全，那样的善解人意。因为这种工作关系，我和她打交道很多。期中考试结束以后，沈老师会把我们两个人叫到她家里，把全班的各科成绩汇总，然后算平均成绩。那个时候，没有电子表格，全是手工算，一个人算，一个人往本子上写；汇总完全班成绩以后，天都快黑了，我们一起回家。我们一路上谈得很多，也很开心，但真的是没有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，今天回想起来算是配合很默契。一定要往绯闻上去靠，顶多只能说是“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”吧。当时，两个小孩子真的是单纯，就像一杯清水。
        我们高中三年一直就是这种青梅竹马、两小无猜的状态。要说好感，那是已经好得不能再好。她这个人非常可靠，非常值得让人信任。该她干的事，她绝不会少干；不该她说的话，她决不会多说。当时，班上有些同学调皮的事情被老师知道了，大家很自然地就怀疑是不是她去打的小报告。后来发现，我们班这两个团支书－龚宇、李卫东，都不是这样的人。
        今天回过头去想，我当时跟她没有擦出火花来，唯一的解释，只能是因为我荷尔蒙还没有开始分泌。
        她那些年在班级工作和我的个人成长上给了我很多支持，尤其在我身处困境的时候。
        我在高中仅有的一次困境是那一年夏天，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一起去湘江游泳。学校确实有明文规定，不能私自下河游泳。但是，我们这些男孩子怎么会把这些规定放在心上了？那天中午，梅子恒、廖卫泽等4个人去了深水区，我、黄卫和马宁在浅水区里游。我和马宁都是初学游泳。黄卫游泳游的棒极了，而且他是个非常关心和体贴的人，他留下来在浅水区里教我们游。马宁极具运动天赋，学得很快。而我小脑迟钝，学了好久还是笨手笨脚。我和马宁那年夏天的目标是游到对岸去。黄卫不停地鼓励我们：“你们行，一点儿也不难。”那天，马宁学得很好，他已经可以自己独立游很长一段距离了，他甚至觉得自己可以游到对岸了，但是信心又不是很足。黄卫说：“我可以陪你一起游，你要是没劲了，就把手放到我的肩上。”于是，两个小伙伴开始往对岸游。我听到黄卫一直在不停地给马宁鼓励：“你游得挺好。就是这样，注意节奏。”他们已经游到了我看不见的地方，可是他们的声音仍然沿着水面从远处传来。
        我的两个小伙伴就这样离开了我，离开了附中，再也没有回到我们的校园。
        在以后的几天里，我每天都在写检讨，深挖思想根源：为什么一个优秀团员、市里的三好标兵会违反学校纪律。我并没有为自己感到委屈，我每天只感到失去伙伴的凄苦，惊叹生命的脆弱。马宁的追悼会上需要一个班干部致悼词。有校领导提出应该由团支书李卫东来致，像这样一个严重违纪的人怎么能够继续当班长呢？李卫东说：“这样不行！这对他的打击太大了。”在那个时代里，和那种情况下，一个女中学生竟然能够反驳校领导的意见，该需要什么样的勇气？她的意见得到了班主任吴老师和其他校领导的支持。在追悼会的头一天，李卫东问我：“要我看看你写的悼词吗？”看完后又说：“写得很好。明天慢慢念，口齿要清楚。一定不要哭啊。”第二天在追悼会上致悼词的时候，我心里很难过，但我忍住了没有哭，眼泪一直憋到回家的路上才哗哗地流下来。
        从那时起，我开始被她身上的那种正直和善良所深深地吸引。
        中学毕业后我去了北京，她去了上海。我们开始通信。一开始是谈崭新的大学生活，谈到大都市后的所见所闻所感，然后是谈理想，谈前方的人生道路；再然后就是谈情说爱。那个时候，从北京到上海，信在路上要走三天。一开始是寄出一封信后就在苦苦地等对方的回信，后来连回信都不等，寄出一封信后又开始写下一封。 
        几年下来，我们写的信装了一大皮箱。1992年，我们带着这只皮箱来了美国。这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。
        86年夏天，我向她求爱后，从男同学升格为男朋友，双方父母一路绿灯。在同学们的眼里，班长和支书的结合是那么的顺理成章，水到渠成。所有的老师，尤其是邓老师、沈老师，还有吴老师这几位班主任老师，都特别为我们高兴。可是，那些年我们聚少离多，所以非常珍惜能够在一起的日子。每次学期末，我们都是订最后一门考试后的第一班火车，急不可耐地回到长沙，然后依依不舍地坐开学前最后一班火车回学校。当时挺奇怪，北京的高校总是比上海的高校早一点放假。所以总是放假开始时我到火车站去接她，要开学了她到火车站去送我。每次我接到她都开心极了，只有87年暑假我没有回长沙，去大连实习。她跑去看我，然后我把她送到火车站。那天火车站很挤，送人的都不让上月台。我们在进站口吻别，然后她进去，转眼就消失在人海里。我顿时失魂落魄，感到我的心都被她揪走了。我马上写信告诉她我心里的这种感觉，她回信说：“小傻瓜，你难道从来就没有想到过，每次送走你之后，我内心的痛楚。”这让我很内疚，觉得自己亏欠了她的。因为这种离别时的思念之苦，我们的爱情跟靓福恋一样的刻骨铭心。
        1991年初，我们结婚了。我从小在她家出出进进了十多年，一直叫她父母李叔叔、凌姨，第一次改口叫爸爸、妈妈的时候，感到很别扭、很窘迫，但是很郑重、很甜蜜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，我身边的这个女同学，将要与我相伴一生。我一定要让她一生幸福。
        我们现在很喜欢自驾游，两个人一边开车一边说话，就像我和她二十岁的时候，走在朱自清那篇课文里的荷塘边，我们俩手拉手，走啊走啊，有说不尽的话，就这样一直走下去，愿前面的路永远没有尽头。
        我们两人也吵架。有一次不记得是为了什么，两人大吵了一架，然后她摔门而去。过了两小时还没有回来。那个时候大家都没有手机，我开始担心：“这个宝不会撞车吧？”正在后悔刚才为什么没有放让，就听到她用钥匙开门的声音。她进门来了，手里捧着一束娇艳欲滴的红玫瑰。她找出一只花瓶，盛上水，把花插在里面。她的手小心地梳弄着玫瑰的枝叶，脸上带着甜甜的微笑。我挺纳闷，走过去，弱弱地问：“买了玫瑰啊？”她没有抬头看我，眼睛依然注视着花朵，轻声说：“我替你把花店里最漂亮的一束玫瑰买回来了，算是你向我道歉。”我的卫东宝啊，I 服了 YOU！从此以后，每个情人节我都记着给她买玫瑰花。
        我们有两个孩子，女儿九年级，儿子八年级。还是像在中学一样，居家旅行，大事小情，人情南北，都是卫东安排，我在她的领导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。
        她像很多女生一样，喜欢购物，但是不喜欢退货。所以，要是她买回来的东西不喜欢，我就得去退。美国的商家一般都接受退货，偶尔会碰上难缠的。有一次碰上一家出了名的难退货的，营业员问我：“你要退货的原因是什么？”我回答说：“原因是老婆要我来退货。”营业员显然对我的回答不满意，又问：“你老婆为什么要你来退货？”“不知道。老婆让我干的事情我从来不问为什么。”营业员看着我认真的表情也忍不住笑了，只好给我办了退货。
        卫东交给我的事情有一件我最爱干，就是带两个孩子玩。两个孩子跟爸爸可好了。我有时候觉得我、儿子和女儿，就像是卫东的三个孩子, 我们都爱吃妈妈做的菜，妈妈不在家我们就在家里一起疯，把家里弄得好乱。等妈妈回来了，又在妈妈的指挥下收拾房间。
        我们一般隔一年回一次长沙。高103班在吴文健、卓斌两位班长的领导下组织得特别好，每次都组织不少人聚会。我们班的女生还有点封建，人多的时候开两桌，女生们都凑到一桌，只有我能凭家属的特权挤到她们那一桌。这一群女生莺莺燕燕、叽叽喳喳，我根本就插不上嘴。其实，我什么也不想说，我只想静静地坐在她们身边，看着卫东跟她的女伴们说笑，任凭她们的欢声笑语把我带回三十年前的青春时代，我的思绪开始飞扬：修百年方能同舟，修千年方能同学，要想娶一个同学做老婆，这缘分大概得修一万年吧？其实人生就是一所学校，在这所学校里，你的老婆就是你永远的女同学。你们说对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