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附中学习、居住和工作的时间前后加起来有15年之多，期间跨度整整50年（1964—2014年）。这半个世纪，国家乃至我的家乡长沙城变化之大，对我而言，无法做到用语言文字去完整准确地表达。于是，我试图通过对母校校园的变化的描述，抒发自己对“国家在前进，未来更美好”的感悟，再次表达与母校的浓浓情结。
    1991年离开附中后，我回去次数很少。2005年学校成立100周年校庆时曾回去过一次，今年5月1日参加高中84届学生聚会（“怀念不如相见”）算再次返校。两次在校园徜徉，睹物思情，脑际中总留下了不少陌生的感觉并都勾起对往日校园的回忆。不要说50年前我在附中读书时校园的面貌，就只是说91年我离开附中时的格局，很多都时过境迁了。如今，母校校园的变化给我的感触概括起来就是两个字——“巨大”。
    我最记得是学校的老校门和后门。那时，校门在现在“唯一楼”和办公楼之间的西侧。门上面好像是一块约1.5米宽，长约5米的水泥预制板，两个方形水泥门柱子顶着它。每逢节日，门顶上面会插上多面彩旗。国庆节则五星红旗迎风飘扬，平日什么都没有。靠传达室的门柱子上挂着一块不到半平方的木板，上面写着“湖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”校牌。校门结构如此简单，与气派沾不上边，但只有知情者才知道校园内却卧虎藏龙，内容丰富得很。因此，这张校门一开始在我的眼里 就很高大，那块校牌在我心里始终很神圣。
    因学校地理位置很高（估计最初地基是座山），因此校门外进出的左右两条路都是两个大坡道，在我记忆里坡道很长时间都是石子路。靠北面道的拐弯处有一棵参天大樟树；靠南面的道直下约100米，是座石头山，叫“凤凰山”。这棵树以及这座山，给校门增添了一份威严，像两个卫士捍卫着母校。还记得有一次野外长跑测试，体育老师陶汉威一声起跑令下，我们飞快地跑下坡。因为坡陡，想慢都慢不下来。开始，大家都嘻嘻哈哈，有的还互相撩打；但跑到溁湾镇返程时，就老实多了，既无笑声，也无人言语，大家前后不一，专心一意地跑步。眼看到了校门，一个约30度、20米的坡道挡在前面——平时感觉不强烈，此时真要命。耐力好的同学，霸蛮鼓劲冲上去了。耐力弱者（其中就有我），毫无办法，只好一手叉着腰，站在坡下，立式休息一会后，然后再两手撑着腰，或碎跑或慢走，完成这最后一程。至于及格不及格，至少我是没有心思去考虑了。的确，这道坡曾难住了不少长跑的同学（体力不支）！这张校门则拦住了不少想进去却没进得去的莘莘学子（名额有限）！与大门深深镶在我记忆中的还有当时守传达室的郭师傅，一位40多岁的北方人，忠于职守但很热情和蔼，同学们都很喜欢他，叫他“郭伯伯”。直到80年代末期，郭师傅仍坚守这张大门，我们仍称他为“郭伯伯”。
    学校的后门应该在现在的校门右上侧的位置。门很小，不正规，但很实用。夏天，我们全家三口就走这张门去湘江游泳，这样要少弯几百米路程。现在，小门变成大门了，后门变成前门了，谁曾会料到？沿着气派的大门的阶梯往上走，“往上”的豪迈之情激励着我这个附中人，但我同时也夹杂着怀念老校门的复杂之情。
     对比现在和过去不同的校门，我曾萌发过奇想：如果让时间倒回50年，老校门的地方立着今天的校门，当时的学生能冷静观之，淡然进出吗？我甚至想远了：如果把老长沙中山路的“百货陈列馆”搬到现在的湘江大道上，我还会有小时候那种“庞然大物”的感觉吗？万物都在变化，大小是相对的，小时候看似很大的东西，现在却显得很小；何况历史是没有“如果”的。50年前，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威武雄壮的校门。试想，那时国门都紧闭，有谁又会想到今天祖国的大门会向世界如此开放呢？——改革开放，使我的母校发生了未曾预料的变化。
     那时候，一进校门，便是现在的“唯一楼”和办公楼之间的宽阔地带。现在是块空旷的水泥地，其功能好像是停车场，经常摆放着不少轿车。可能是私家车越来越多的原因，不得已而为之吧。以前完全不是这样：我就读高中时，直到30年后，这块地的中央一直是一个小巧的圆形花园，花草在花工的护理下，叶绿油油，花鲜艳艳。我在这小小花园里曾度过了许多的“晨读”，背诵了不少散文和文言文。在附中工作时，我在教学楼和办公楼来回穿梭，这花园更是必经之地。我很留恋当时的圆形小花园。此时我心中在暗自设计：此处不停放汽车，移植几株四季常青的大树到这里，像那四株香樟树一样，那多好啊！清晨学生的朗朗读书声还会在树中萦绕，久久不散。——附中这块读书的宝地，需要茂密的树木和美丽的花草映衬、陪伴、见证。
    花园的东西两头原来各有一个水泥篮球场，每天下午放学后，只要天不下雨，这两个场地不是教工篮球赛，就是班级篮球友谊赛，欢呼跳跃，热闹得很。1991年，我离开附中时，还是这样的格局。那时，学校另外还有4个篮球场，集中在现在“唯一楼”东头的北面。记得那些篮板的立柱都只有一根，不是木质的，是水泥浇筑的；篮筐的高度都偏高了一点，篮板的弹性不太好，因此那4个篮球场的吸引力比小花园两边的篮球场差多了。
    现在校史陈列馆建得真好，它如同給校史赋予了一块纪念碑，实实在在给校友筑建了一个温暖的家。馆内“自强不息、勇创一流”八个鎏金大字和几十位杰出校友的照片给人鼓舞，催人上进。但这个地方原来是一长线工棚似的低矮房——仓库，里面堆放着大量体育器材和劳动工具。仓库前是60米的跑道，和紧挨的篮球场一起组成当时上体育课的场地。我们在这块场地上过很多节体育课，测过很多次60米短跑，也曾在这个仓库里多次领取劳动工具。现在，学校的的篮球场和田径运动场，都远离了教室，以免球场上的喧闹声干扰课堂，让学生分心。课堂需要安静，但那时场地的确太有限。
    教学楼是学生学习的主要场所。那时的教学楼和现在的“唯一楼”是同一地点，但当时国内建筑没有“裙楼”一说。现在楼底的架空层大大增添了“唯一楼”的现代气派。老教学楼是很简单的三层楼房，整栋楼的外墙没有任何装饰，一眼望去，看 到的是暗红色的，排得整整齐齐的砖块；屋顶是斜面的，那时也没有平台一说。整栋楼有四张门：中间一张大门带个门厅，直通另一面的后门，东西两头对称各有一张侧门。教室内和走廊铺的都是地板。但在我的记忆中，好像地板从来都是油漆褪尽，灰色显露。教学楼每层有教室12间（36个班，初一到高三，每个年级6个班，就是当时的规模），苏式合面，教室与教室相对。如果教师讲课声音大的话，相互都有干扰，因此关起门来上课是常有的事。教室窗很大，采光好。那个年代教室里是没有电扇的，更不知空调为何物。炎炎夏日，我们在教室里是怎样抗暑的，我一点都记不起来了。还记得寄宿生晚上有两节自习课，中间休息15分钟，我习惯站在大楼走廊的东头，远眺湘江对岸的点点灯光，缓解看书后眼睛的疲劳；上完自习后，还时常在哪里吹一下竹笛再急急忙忙赶回寝室。旧教学楼一直是没有卫生间的。没记错的话，50年前，教学楼外有一个巨长又简陋的厕所，在原后门的东侧，离教学楼最短直线距离约50米。三楼的学生（读高二时我就在三楼的西段），下课上一趟厕所，动作稍慢，十分钟就会全用在这一件事上。不知什么时候，这个巨长的厕所转移到了教学楼的东侧10米下坡之处，已变小了很多，但还是那样简陋，气味很重。后来，这种简陋的公厕在校园永远消失了，都改成了现在楼内的卫生间。顾名思义，“卫生间”卫生多了。你还莫说，厕所还真是文明进步及生活环境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。
    现在的办公楼仍是若干年前的那栋楼。因为我前后目睹了它50年，因此可以肯定它至少有近60年的历史了。办公楼是我感情很深的地方——我在这栋楼里工作了近8年。这次，我特意进去参观了一番，发现大的格局没什么变化，但外墙和内部进行了不少改造和装修，漂亮多了。毕竟由于楼龄长了点，估计不久的将来，它将会被一座现代化的新楼代替。这栋楼现在叫“办公楼”是准确的。以前应该叫“综合楼”，因为一、二楼办公为主；三楼则是物理、化学实验室、美术活动室等。一楼西头一间大房子还做过“劳动技术教育室”，楼上做过“教工阅览室”。对称的东头大房间既做过“学生阅览室”（我读书时），又做过对外开放课的教室，后来改成“音乐教室”。它的楼上做过“工会活动室”，也做过“校史陈列室”…… 这栋楼原是学校最南面的一栋楼。再往前走10米就是学校的围墙，如前所述，因学校位置很高，墙外好几米之下才是一条通向湘江的小路——有的路段并排只能走两个人。路边紧挨着一条一米来宽的排水沟，全是污水流淌。小路和排水沟都直通湘江。排水沟边是一块接一块的菜地和有名的“桃子湖”。现在学校外延了几十米，已有一栋白色高楼矗立在办公楼的偏东之处，一条宽敞的汽车道绕过办公楼直通校园各处。校外的景象也今非昔比了——崎岖的小路成了车水马龙的大道，昔日的排水沟及旁边的菜地上都盖起了高低错落的房子……
    我读书时的音乐教室是在原校门北侧的一线仅一层的红砖灰瓦房里。当时这线房既做音乐教室和电工房用，又兼做围墙。这种房子现在不可能存在了，因其地皮利用率低得不可容忍。那年代，读书人少，能读到高中的人就更少了。
    附中历来是寄宿学校。很长时间学生宿舍就在叫做“八舍”的一栋楼里，在当时很有名。“八舍”也是苏式合面结构，寝室对着寝室，一共四层。一、二层住男生，女生和一些单身老师住三、四楼。这种格局，一直延续到了90年代初期。当年我是寄宿生，我住的寝室共住10个人，还记得在这寝室住过的同学有刘宪能、刘宝田、唐若怡、甘子干、罗绍亮、尹邦洪、曾辉华、王双喜、袁向阳、王梦潭、张涤非、刘湘达等。床是铁质的，上下两层，靠墙左右各摆三张（多余的一张放大家的衣箱和杂物）。“八舍”的位置在现在食堂的西面，地势很低，因此一楼潮湿。那时八舍内的盥洗室，没有门，开放式的。要冲凉（那时湖南人不叫冲凉，叫洗澡），夏天在盥洗室水龙头下用脸盆接自来水，从头往下淋。记得冲凉时还不能脱光，因很难保证没有女生去男生寝室找人时路过。冬天，则提着桶，拿着一张热水票到锅炉房先接热水，再提到一间很大的浴室解决问题。锅炉房和浴室就在现在食堂的西头。忘记什么原因了，有段时间，“八舍”的厕所停止使用。要用厕的话，得到宿舍外的公厕去。没记错的话，那公厕就在“八舍”二楼东头，总面积估计不到50平方米。晚上，师生犯急了都得勇敢地冲出宿舍，寒冷的冬天也不例外。好在都是小伙子和大姑娘，血气方刚，不怕冷。“八舍”，连同那与学生寄宿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厕、浴室是何时消失的，我不知道，我只晓得那是80—90年代的事了。80年代后期，我在“八舍”的一楼还住过两年。我与“八舍”有着深厚的情谊。
    “民以食为天”。我读书时学生食堂在我记忆中非常深。当时其位置就在现在的400人会议厅之处。食堂座落在很高的土堆上（最早应是一座小山），上去要爬20来级阶梯。食堂很大，从外面看，像一座开大会的礼堂。里面摆着好几十张四方餐桌，固定八个人围一台，站着用餐，每个月8元钱伙食费。两菜一汤还是三菜一汤记不清楚了。只记得那时国家还处在三年困难期的后期，因此，经常用红薯代米饭。但学生们胃口好，吃红薯也很开心，很少听到怨言。这座高大的食堂哪一年推掉的，我也不知晓。我只惊叹，那撑着这食堂的那堆黄土，应有好几千立方，在那个年代搬走还真不容易。这堆土如果不铲除，那现在的“科学楼”会吊在空中，“琢园”也成空中花园。山丘全部铲平后，“八舍”的位置也就不在低处了。从此，校内所有建筑基本都在同一水平线上，实现了“平等”。
    运动场是学校的必需之地。现在四棵香樟树的地方是学校当时的田径运动场。因场地限制，其跑道不规范，没有400米（南北向可跑100米，东西向太窄）；加上中间的那四棵香樟树有碍投掷，因此学校每年一届的运动会都要借大学部的田径运动场举行，兴师动众，费力劳神。香樟之地是全校学生上体育课、做操、体育锻炼的大好场所。记得每天清早，高音喇叭准时响起军号声，寄宿生要动作敏捷赶往那里，平时排队做操，冬天沿着跑道跑步。起床号响后，赖在床上不起来的学生几乎每天都有，但为数很少。管寄宿的专职老师往往会采取急促催喊进而掀被子等措施。我还记得，有一个学期我们班来了三个师范学院的实习生。他们可负责了，天天早晨自始至终陪着我们一起在这个运动场上跑步，上午两节课后陪着我们在这里做课间操。每天下午还在这里指导我们训练体育达标项目和运动会的比赛项目。实习期满后，在欢送他们回去的班会上，许多同学都哭了，舍不得这几位实习老师。
    60年代，学校教工宿舍有校外的“合作村”和校内的“桐林村”等。“合作村”都是一栋一栋单处的平房，栋数不少，房子的墙好像都是土筑的，屋顶都盖着瓦。这些房子直到80年代才逐渐拆除。学校的多层水泥结构的楼房宿舍就是从这里开始兴建的。最早建成的两栋分别取名叫“40户”和“36户”（那年代人就是朴实，起名字直接简单）。“桐林村”的位置在四棵香樟树的正东面，现在的篮球场之地。70-80年代，我在那里住过几年，名为“村”，实际是一栋两层的楼房，两个单元，木地板，共住12户。60年代，江文笔书记和李迪光校长住这里，可以说是那年代最好的房子。回忆起来，其实“合作村”和“桐林村”住家很舒服，房子宽敞，窗明几净，冬暖夏凉。但学校规模越来越大，教工人数越来越多，地皮也金贵起来，不得不拆平房盖高楼。现在教工宿舍有多少栋，我还真没搞清楚。
    漫步在校园，记忆的碎片凌乱出现。远望着四株香樟树，数十年过去，它们枝繁叶茂，壮观多了。但我清楚，没有其当时的平凡，哪来它们今天的伟岸？
     香樟，你是历史的见证，你是校园巨变的瞭望台。目睹东面——校内桐林村一长线边沿地成了篮球场群，校外的一大片菜地成了标准的田径场；西面——阻碍你远眺的山堆早不见踪影，取而代之的是上规模的学生活动中心和食堂；南面——图书馆与你相邻；北面——六层楼的学生宿舍矗立……再瞭望东面远处，昔日河边的防洪河堤成了现代化的潇湘路；橘子洲头公园美丽如画；江对岸高楼林立，湘江大道朝南北方向延伸、通向远方。
    “三十功名尘与土，八千里路云和月”。回首过去，思绪纷飞；立足今日，感慨万千；憧憬未来，信心百倍。在此，我由衷祝愿母校的明天更美好、更现代！